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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2012:金钱味有点重

文章发布时间:2015/5/27 4:17:25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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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美国大选观察】美国大选2012:金钱味有点重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林垚 2012-10-26 08:46:43

“金钱政治”常常被视为美国式民主选举制度的原罪。本文讨论的就是金钱与选举的种种纠葛——政治捐款与言论自由的关系,“金钱政治”如何让立法与司法缠斗不休,意识形态的分裂会怎样侵蚀民主的价值?

花钱多的候选人都赢了

谈论政治,绕不开谈钱,竞选时尤其如此。

(东方IC/图)

大选中,民主、共和两党的竞选团队以及媒体一次次公布候选人募得的资金数额,往往成为战局“晴雨表”。毕竟在此前三次总统大选中,2008年奥巴马大胜麦凯恩,2004年小布什战胜克里,2000年小布什险胜戈尔,胜选者各有优势,但恰巧他们也都是筹款竞争的优胜者。简而言之,在21世纪的美国大选中,到目前为止,花钱多的候选人都赢了。

租赁办公室、发放职员薪水、广告、传单以及全国串场、演讲,无一不需要花钱,而且数目可观。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走完初选阶段的希拉里·克林顿,为竞选欠了约2000万美元。没有不费钱的选举,仅以2010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为例,五百多竞选者被选成了“大负翁”。为了筹集竞选资金,候选人及其团队绞尽脑汁,投机钻营。由此不难理解,政治献金为什么成了选举政治最容易滋生腐败的土壤。

美国建国之初不是这样的。那时的竞选成本不高,加之建国一代的政治家往往都是拥有田庄地产的贵族,几乎不必依赖政治献金。此后,随着美国疆土扩张、政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信息手段的丰富……竞选对金钱的胃口也急速膨胀。投资当然是要有回报的。回报就是卖官鬻爵,政客一旦当选,金主们依据当初的出价的多少挑选空余的政府职位。

1881年,履新未久的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美国惟一数学家出身的总统因“计算失误”,漏算了一名竞选支持者,被此人枪杀。深受震动的美国政府改革公务员制度,渐渐杜绝了“卖官”现象。不过,现代公务员制度虽然阻止了官职交易,却不能消灭竞选对金钱的需求。为了获得充分的资金,政治人物开始转向大公司、大财团和工会,并以特殊的政策优惠作为回报。

面对金钱与政治赤裸裸的“勾结”,政治家们再也无法忽视对政治献金与竞选财务的立法需求。尤其在水门事件后,尼克松在竞选中的腐败行为,比如用许诺大使职位换取捐款、用联邦津贴回报牛奶公司献金等等,被一同揭发出来。这促成了国会1974年对《联邦选举竞选法案》几乎推倒重建式的修订,其具体举措包括:限制支持者的捐款金额;限制候选人与支持者的选举开支;要求候选人对竞选财务信息加以公开;建立联邦选举委员会,监管竞选财务事宜,等等。

政治献金=言论自由?

竞选法案对竞选财务的监管却遭到了来自宪法的挑战。1976年“巴克利诉瓦里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肯定了法案中设立个人捐款上限、要求候选人公开竞选财务信息的部分,但同时推翻了其对竞选开支的限制。

最高法院认为,为政治事务花钱,是言论自由的体现,限制候选人或支持者的竞选开支,等于限制了他们充分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权利;相反,对个人捐款的限制并不伤害言论自由,因为捐款只是象征性地表达支持的方式,除了捐款之外,人们还可以有其它表达政治观点的渠道。

此判决构成了此后三十年美国竞选财务体系的宪法基础,但这一判决也引发了各方批评。一方面,在自由至上主义的拥趸们看来,限制个人捐款金额同样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另一方面,以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平等主义者则认为,最高法院以言论自由为依据取消对竞选开支的限制,是错误地理解了言论自由的性质。

他们认为,言论自由不是要比拼对言论渠道的购买力,而是要让公民有更公平的集会表达观点。否则,在铺天盖地的信息轰炸下,普通公众形式上的言论自由又有多少实质意义呢?

除此之外,既限制个人捐款又放任竞选开支的做法,还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当中产出身的候选人在竞选财务上受到诸般掣肘之时,富豪之家却可以随意动用资产参与竞选,选举将越来越成为富人的游戏,民主政治的质量将大大受到损害。

1987年,联邦房贷银行理事会怀疑“林肯储蓄贷款中心”存在账目问题,但准备发起的调查遭到五位参议员的联手阻挠而不了了之。两年后林肯储蓄贷款中心破产,造成超过30亿美元的损失,无数储户流落街头。媒体随即发现,基丁正是这五位参议员的长期支持者,为他们的竞选累计投入了130万美元以上的“软钱”(软钱指不直接捐款给候选人,而是以酬劳基层组织者、租车运送选民投票、制作所谓“议题广告”等方式助选的资金)。

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也是五人之一,并因此遭到参议院伦理委员会调查批评。这件事使他深受触动,在此后的数年中,他与民主党参议员罗素·法因戈尔德共同投入了《两党竞选改革法案》的起草工作,并推动该法案在2002年获得通过。

“改革法案”禁止任何全国性的政党在竞选中募集或支用不受《联邦选举竞选法案》上限制约的资金,同时禁止企业、工会以及其他非营利性团体在初选前30天或大选前60天内资助任何与竞选有关的,或变相诋毁候选人的“议题广告”。

不过,对个人政治捐款的限制就已经深感不满的保守派,更别指望他们对要求更严厉监管的改革法案有好脸色。法案刚刚在国会通过,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切·麦康内尔就把它告上了法庭;2003年,最高法院判决《改革法案》绝大部分内容符合宪法,改革派获得了暂时的胜利。

意识形态分裂下的难题

近年来,美国的意识形态分裂日趋严重,无论支持自由至上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又称“保守派”),还是支持自由平等主义与文化进步主义的民主党(又称“自由派”),都有在重大议题上极端化的趋势,其中又以共和党为甚。

2006年,最高法院人事变动:中间派大法官桑德拉·奥康纳退休,接任他的是保守派法官,使得保守派在最高法院获得了“五比四”的稳定多数。

政治献金问题此后风云突变。从2007年起,最高法院将改革法案的内容几乎否决殆尽。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公民联合组织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作出终审裁决,称企业、工会、财团与个体公民一样拥有言论自由,它们在竞选中的“独立开支”不受限制。

这意味着,企业和社团可以无上限地使用资金进行支持候选人的活动,只要不把钱直接捐给候选人即为合法。于是,“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简称“超委会”)应运而生。

超委会最大的“特权”是,它的政治花销可以无上限,它向企业、团体或个人的筹款活动也无上限!尽管它在名义上独立于候选人,不能对候选人或某个政党的竞选活动进行直接捐助,但谁都知道,所谓“独立”是怎么回事。

罗姆尼选择保罗·瑞恩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之后仅三天,瑞恩便飞往拉斯维加斯,与赌博业大亨谢尔顿·阿德尔森闭门会谈。阿德尔森迄今为支持罗姆尼的超委会注入资金超过1000万美元,而他表态说要“花掉1亿美元”。1亿美元不是小数,万一罗姆尼败选,这些钱就打了水漂;但考虑到一旦罗姆尼当选并推行瑞恩鼓吹的减税方案,阿德尔森将从中获得20亿美元左右的“实惠”。这笔投资还是值的。

在美国各地,”超委会”迅速崛起。据统计,2010年中期选举时,共有84个超委会出资,总计6500万美元;而2012年选举中,截至8月底,已有797个超委会参与,开支超3.49亿美元。其中,60%以上的资金都出于100位左右的金主之手。

但超委会毕竟还要依法公开财务信息,对政治投资人而言并非“完美”。他们很快发现,最高法院的判决加上税法第501(c)4款的漏洞,还为暗箱操作留出了足够空间——该条款规定,“非营利社会福利团体”不但可以任意为竞选募捐和开支,还不必公开资金来源。

于是,“501(c)4团体”变成了超级“超委会”。2012年6月,安泰保险集团无意中泄露信息,显示该集团尽管在公开场合一直表态支持奥巴马的医保改革,私下却为若干“501(c)4团体”注资达700万美元之多,令其制作广告,攻击那些支持医保改革的议员。有分析表明,超委会的竞选支出已经远远高于两党的竞选支出。而仅仅是“十字路口GPS”和“追求繁荣的美国人”这两个亲共和党的“501(c)4团体”,在电视广告方面的开支已经超过了所有其他超委会的电视广告支出。

事实上,最高法院在“公民联合案”的判决中,主张任何团体都公开竞选财务信息。为了遏制“501(c)4团体”带来的恶果,一些议员还于2010年起草了《公开选举支出方能强化民主法案》。不幸的是,“公开法案”尽管在众议院中惊险地获得通过,却在参议院中,由于共和党议员集体阻挠,最终胎死腹中。

意识形态严重对立,使得两党在美国国会几乎难以在任何重大问题上妥协。比如,联邦选举委员会本该在竞选财务改革上起到关键作用,但由于六人委员会中两党提名者各占3席,而任何决策必须要4票才能通过,因此近年来委员会一直处于半瘫痪状态。

另外,候选人和政党的自身利益纠葛也使得竞选财务改革举步维艰。最终变革的动力还是要落到民意上。据皮尤研究中心年初的调查显示,在对“联合公民案”有所了解的人中,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选民,都有60%以上认为超委会对2012年大选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而只有不到20%认为它起到了正面作用。

或许就像加菲尔德总统遇刺推动了公务员制度改革、水门事件与基丁五人组丑闻分别促成两个选举改革法案一样,下一次丑闻的爆发,才会成为美国竞选财务制度改革重新启动的契机。

眼下,时钟已经在滴答作响。

(南方周末实习生谢佳熹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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