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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事件完整调查21

文章发布时间:2015/5/26 18:51:48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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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21 - 惜薪司 - 惜薪司博客
 
 毛泽东最怀疑的就是陈伯达为什么和北京军区勾结到了一起。

    其实,李雪峰那时只要揭发陈伯达,就可能平安,但他实在不知道揭发什么。(采访黄道霞笔记,2000828

    1967年毛泽东提出夺权,各省市的领导班子都推倒重来,建立领导干部、军队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全国除台湾外29个省市自治区,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进行了分工,张春桥、姚文元参与华东问题,康生参与内蒙、山西问题。陈伯达回忆:我负责天津、河北。后来山西和内蒙古没有解决好,形势不稳定,中央改让我参与。

    这就是陈伯达过问河北问题的起因。

    陈伯达回忆:天津1958年取消直辖市,改为河北辖市,我建议恢复直辖市,中央同意了。1967年12月,中央开会研究,要我和李雪峰、郑维山(北京军区代司令员)到河北的几个地方去了解处理当地的一些问题,为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做准备。我们先到了唐山,然后到保定、石家庄,到邯郸时,中央来电话要我回北京处理戚本禹的问题。从河北回北京后,我向中央汇报。考虑到天津已经恢复为直辖市,而河北各地区中,石家庄的形势最稳定,生产情况也很好,石家庄是1967年全国惟一完成国家生产计划的中等以上的工业城市,我建议河北省的省会可以迁移到石家庄。毛主席同意我的建议,他说石家庄不仅是军事重地,还是交通枢纽,位置很重要,省会迁到石家庄好。

    1968年2月,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970年7月,陈伯达第二次华北之行,主要解决华北地区生产方面的一些问题,这次行前,陈伯达有一封请示信,经毛主席批准,明天就准备到下面去,计划先到天津,后到石家庄……。陈伯达回忆:1970年我出去,是在会上请示毛主席批准的。出去前,又请示了周恩来总理。原来计划,先到天津,再到石家庄,这路线是同周总理商定的。后来发展到了其它地方(山西、内蒙古),没有预先请示,是犯了罪的。(引自《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第一版,95页)

    一路上,李雪峰、刘子厚等一直陪同陈伯达,边视察边商谈生产方面的事。天津市领导解学恭和刘政(66军军长)陪陈伯达到了石家庄。

    在太原,陈伯达参观了太原钢铁厂、太原重型机器厂等,与一些干部座谈生产存在的问题。谢振华(时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69军军长兼省军区司令员)负责接待。

    离开太原,陈伯达、解学恭、刘政、谢振华一行乘火车到大同,李雪峰乘飞机从石家庄赶来,一起视察大同煤矿,并下矿井了解工人的生产情况。陈伯达一直走在前面,井下很窄,爬着走了一段,陈伯达坐下来休息,对李雪峰说,雪峰啊,把你拖垮了,对不起了。李雪峰连连说,不要紧,我没事。

    离开大同,他们乘火车到包头。此行主要是调查解决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的工业协作,特别是钢铁生产协作问题。陈伯达到达包头后,把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从北京叫来,一起视察了包头钢铁厂和白云鄂博铁矿。在北京军区领导的建议和安排下,陈伯达、李雪峰、余秋里等观看了当地驻军的小规模军事技术表演,陈伯达并对部队讲了话。很简短,主要是讲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好战备工作,防备苏联入侵。余秋里说,我是半个军人,如果需要,随时可以上战场。正因为余秋里有这么一段,所以在从庐山回北京的飞机上,他不敢与陈伯达打招呼。朱德坐在前面,陈伯达坐在后排,挨着余秋里。飞机上挺无聊,陈伯达过去又与余秋里说得来,就主动对余秋里说,你在会上说刘少奇把住房让给了我,这件事你不大清楚……余秋里板着面孔打断,你不要说了,就是那么回事,你不要再说了。

    那种时候,谁都怕自己被牵进去。

    7月21日,陈伯达结束华北之行,从包头乘飞机回北京。两天后,他给中央写了一封汇报信,谈到天津、石家庄、太原、包头钢铁厂的生产情况,建议从天津至保定或天津至石家庄,修建一条铁路,以减轻东北入关的客流、货物经常要绕道北京,给北京铁路造成的压力等。(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329-340页)

毛泽东南巡在杭州谈话时说,北京军区队伍多,有几个军,还有炮兵、工程兵,装甲兵也多。他们整这个军、那个军。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11月第一版,160页)毛泽东在杭州的另一次谈话中说,他们先整了24军,又整了21军、69军,最后整了38军,有的采取了组织调整的办法。21军调到陕西时,胡炜21军政委、军长,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66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11月第一版,156页)

    华北之行完全是工作,李雪峰没有发现陈伯达搞什么阴谋。那为什么同行的军人这么多?因为重新夺权后,各省市的第一把手多是军人,当然军人多了。但他们不是代表军人,而是代表地方。如此这般,李雪峰怎么能揭发出来?

 

陈伯达反党集团只剩下一个人 

    李雪峰的检讨为什么过不了关?想了很久,李雪峰秘书黄道霞总算想明白了,毛泽东要求李雪峰讲清楚和陈伯达的关系,陈伯达为什么“抓”军队?当时要在李雪峰的检讨上多写几句就好了,但黄道霞给李雪峰设计的检讨完全没写这个。

    当时捅破这个很容易。可是黄道霞自己不能说,他一说,就成了揭发。而李雪峰可以说,当然后来说就晚了。那时只有一个机会,知道江青、康生打38军的主意,赶快起来揭发陈伯达。可是清清白白的李雪峰哪里想到这么多,错过了这个机会,到38军的报告被毛泽东批了李雪峰才意识到这个形势,早就晚了“三秋”了。

    黄道霞回到河北为刘子厚写检讨时,才彻底恍然大悟,你检讨要符合毛泽东的意思,为什么跟着陈伯达跑?讲明白了这一点,就能顺利过关。所以黄道霞替刘子厚写检讨时,就写李雪峰紧跟陈伯达,刘子厚紧跟李雪峰,还写了陈伯达说分工河北就相信了,陈伯达在河北指手划脚,刘子厚认为是为河北好,相信是为解决河北的派性,一碗水端平,解决河北的武斗问题。

    黄道霞号准了毛泽东的“脉搏”。

    果然毛泽东对刘子厚的检讨是满意的,认为刘子厚的检讨很好,说了一点心里话。毛泽东批了“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一段。而对于李雪峰的检讨,毛泽东抓住一点,李雪峰没说陈伯达这个,没说心里话。(采访黄道霞笔记,2000828

    3月30日,毛泽东在刘子厚的检讨上批示:“上了陈伯达的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11月第一版,77页)3月31日,周恩来将毛泽东对刘子厚的批示作为急件派专人送军委办事组,并批告传阅。(《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5月第一版,448页)

    毛泽东南巡时说,我是哪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38军的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11月第一版,173页)

刘子厚的检讨过关了,被任命为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采访黄道霞笔记,2000828

    而李雪峰却没有这样幸运,九一三事件后他先被软禁在家中,10月底被押到安徽六安

1976年李雪峰被怀疑胃癌,1979年1月,经中央同意回北京治病。李雪峰提出申诉,要求重新审查。1981年4月,面对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调查人员,李雪峰情绪激昂,一连说了8天,为什么说我夺了华北局的权?为什么第六号简报的责任要加在我的头上?出简报是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具体掌握,我李雪峰有什么权力抢先发布?简报写的是小组会上的发言,我自始至终没有发言,为什么把我划入陈伯达反党集团?为什么把我划到林彪反党集团?为什么开除我的党籍?为什么剥夺我的工作权利?……(采访李雪峰子女笔记,2005122

    在华北会议上,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虽然没有免职,但作为郑维山的同伙,也受到面对面的批判,多年他一直在思考38军的报告和毛泽东“太上皇”的批示。陈先瑞认为陈伯达在北京军区的影响很小,毛主席对他的活动为什么估计如此之高,作出如此严厉的批评?显然包含着对军队、特别是对北京军区领导干部的不信任。(参见《陈先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93月第一版,456页)

  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列举的种种“罪行”以及揭发批判多有不实。李雪峰、郑维山工作上有缺点、错误,但与陈伯达是一般的工作关系,说他们参与陈伯达的反党活动是没有根据的。话又说回来,陈伯达又何尝进行过反党活动?

    1982年4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恢复李雪峰同志党籍的决定》。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议(中发[1973]34号文件):根据调查证明,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华北组简报(主要内容是拥护林彪的讲话),是按照当时会议的规定,由记录人员根据华北组同志的发言,如实整理的。简报写出后,经华北组负责人李雪峰、吴德和解学恭同志共同签阅,大会秘书组印发的。因此,不能说华北组的简报就是林彪、陈伯达指使李雪峰炮制的。因此决定,撤销1973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中,把李雪峰定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恢复李雪峰同志党籍。

    1983年4月,李雪峰被选为六届政协常委,1985年9月被选为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1年离休。

    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被定为陈伯达反党集团文武二将的李雪峰、郑维山,“文革”后先后平反,陈伯达反党集团只剩下陈伯达一个人。

九一三之夜,在押的陈伯达被半夜转移到监狱。

这时,陈伯达反党集团变成了林陈反党集团。1972年1月和7月经毛泽东批准下发的“材料之二”和“材料之三”,将林陈反党集团改成林彪反党集团,陈伯达被降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

陈伯达回忆:从庐山回到北京,连着几个晚上,为排遣苦闷,我到郊外散步。随后就得到通知,不要再出去,国庆节将到,怕遇见外国人。从此我被软禁在家里。过了几天,帮我管理文件的秘书王保春和王文耀都被关起来了,五年后释放。我的司机俞子云也被关了三年。上小学的儿子与保姆也被关到北京卫戍区,关了三年。

陈晓农(陈伯达儿子)回忆:父亲被软禁在家中近一年,无人过问,没有任何人向他调查庐山会议的情况。九一三事件后关进秦城,也没有人专门问他与林彪的关系,或让他揭发林彪。过了很久,郭玉峰等专案负责人才笼统地审问了一次,让他将各方面的情况说了一遍。(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396-399页)

九一三事件后,陈伯达被定为林陈集团的主犯。

可是,1980年审判时陈伯达却成了江青集团的主犯。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点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反面人物的名字,却没有点陈伯达。

1989年9月20日,85岁的陈伯达去世。

 

汪东兴的五次检讨

    汪东兴在庐山上“跳”得那么高,他是怎样顺利过关的呢?

    检讨都是检讨,但检讨的层次和规模大不一样。陈伯达是在中型会议也就是所谓各大组长各省负责人的会上作了检讨,重点是批陈伯达,同时也批吴法宪。在陈伯达检讨的这个中型会议上,汪东兴没有检讨,汪东兴检讨的范围很小,就在六七个人的华北组正副组长会上作了检讨。张春桥也在会上做了检讨,因为事先打过招呼,也叫张春桥草草检讨几句。传达他们的检讨也是有区别的,陈伯达和吴法宪的检讨被各组组长传达到每一位与会者,而张春桥的检讨没传达,所以很多与会者并不知道张春桥也有个检讨。

    汪东兴回忆:毛主席和我谈话后,我认识到自己犯错误了,就考虑写检查报告,周总理也提出这个问题,说你争取第一个检查吧。8月27日,我写好第一份书面检查,检讨了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做法。我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违反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我的内心极感沉痛,要接受这次教训。毛主席看过我的书面检讨后,说这个检讨书可以发到全会上。经周恩来批阅,在全会印发。我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在华北组讨论会上做了一次口头检查,内容和书面检讨差不多。(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11月第一版,47-48页)

    从庐山下来,毛泽东问汪东兴:“你在想什么?”汪东兴说:“我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毛泽东高兴地说:“这好嘛。”汪东兴说:“在山上开会,忙于会务,没有时间想自己的问题。现在有空闲时间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毛泽东说:“这样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的心是好心。”

    汪东兴就此过关。

    虽然毛泽东保了汪东兴,但汪东兴仍感到不安,他深知老人家翻云覆雨,他不能等到被打倒,要争取主动。第一次检查了他认为还不深刻,认识也是初步的,觉得自己当时对许多现象的本质问题都还没有认识清楚。1970年9月15日,汪东兴给毛泽东写了第二次检讨。

    在这次检讨中,汪东兴大批陈伯达。说“我这次犯了严重错误,除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两次检查和一次书面检讨外,最近经主席的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教育很深,我越想越难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我真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有罪的,我应牢记这次教训,努力改正错误。我完全拥护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英明指示。在这个指示以前,我没有识破陈伯达。他的手段特别阴险、恶毒,利用九届二中全会搞突然袭击,造谣和诡辩,欺骗不少同志。他打着论天才的旗号,其实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夺毛主席的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次把陈伯达揪出来,使党更加团结,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在华北组他突然的又是有计划的发言,利用我的无能,而我心情非常激动,又不加分析,更不顾自己的身分,就起来发言,结果当了陈伯达坏人的炮手。……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存在着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思想,有主观片面性,遇事易激动,缺乏冷静的考虑分析问题,再加上文化理论水平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团结不够,平常学用毛泽东思想不好,因此遇到陈伯达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

    毛泽东看过后表示满意,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它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在第一页信纸的左右空白处,毛泽东批:“陈案另是一个问题,应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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