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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调查|到上海去(14.7.20)

文章发布时间:2015/5/26 18:02:36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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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当你在籍贯一栏填上宁波、南通、绍兴、苏州这些地名的时候,有多少人会意识到这些地名到底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的祖辈、父辈当年是从外地过来的。但多少人问过自己的长辈,他们究竟是怎么到上海来的。
  这一期,我们请几位第一代移民讲述了当初来上海的经历。了解这段过去,并不是为了怀旧,我们更想探究的是,我们从何而来?是一个个怎样的个体,构成了今天上海人的主体?
  就像不久前一个法国女孩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所说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像这里一样,在短短的时间里经历了那么多变化。这些急剧的变化集中发生在几代人身上,也就是说,你们的祖父母、父母和你们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这些变化对你们和你们的家庭产生了哪些影响?你对这个不感兴趣吗?这不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吗?”
  是啊,难得你对这个不感兴趣吗?
 
       泡一杯家乡的茶,我们从这儿聊起

  □朱佐椿   本版图片/晨报记者 杨眉

  □照片墙上挂着朱佐椿当年结婚照    

  □朱佐椿给记者翻看从家乡老宅带回来的小板凳和米斗,上面有爷爷写下的“沛国梅记”。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走进新华路一幢老公房里的朱佐椿家,老先生先去给记者泡了一杯家乡的茶。

  他今年81岁,老家在浙江海盐县澉浦镇永安乡南湖村。他13岁时坐船来到上海当学徒,在这里工作、结婚生子,退休时已是一名高级经济师,如今膝下有3个孙儿。

  坐在厅里略有些陈旧的黑色皮沙发上打量,房间还保持着上世纪90年代刚搬进来时的装修风格,细木条拼成的小方格子地板磨得有些斑驳了,漆成米色的木门现在颜色也有点发黄。但特别的是,墙上贴满了他自己打印的照片。这间两室两厅的屋子被朱佐椿布置成了一个“私人照相馆”。仔细看的话,会发现每面墙主题各异:有的是他在外旅行时拍的风景照,有的是儿孙们的生活照,有的是他各个时期的个人照,而饭厅的墙上全是家乡的照片。

  朱佐椿说,祖籍广东的老伴前些年去世了,他平时喜欢出去拍拍照片,在家上网写博客。两个儿子虽然不和他住在一起,但都挺孝顺的。在新加坡成家立业的大儿子每年都带妻儿回来看他,他在电脑上碰到什么问题,小儿子总是随叫随到。

  说话间,茶泡好了。茶叶在水中舒展开来,入口有淡淡清香。“来上海这么多年了,还是习惯喝家乡的茶。”似乎不需提问,朱老先生很自然地就从家乡的茶聊开来了。

  受访者自述:

  我出生的南湖村,现在叫朝东埭,是南北湖西南面的一个自然村。村里的人祖上是从刘邦的故乡沛县逃荒过去的,自称“沛国”。我祖父朱梅亭在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农器具上都用毛笔写上了“沛国梅记”四个字,再涂上桐油护色,连小木凳、米斗上都有。

  我们那里出门见湖,背后是山。山上阳光好、空气好,适合种茶,所以家家户户都有茶树。过去乡下春天制茶,是我们小孩最兴奋的时候。尤其是每年清明前后,村里人都忙着做“头茶”。这个头茶取的是春初茶树长出来的“头芽”,价格比较高也比较好销,所以几乎是全民动员上山采茶,连学校都放假。

  我们家炒茶在挂有堂号“毓秀堂”匾牌的祠堂里进行。祠堂有一百多平方米那么大,砌了五六口专门用来炒茶的大灶,由族里的几户人家合用。烧柴用的松树是冬天从山上砍下来的,早早地就准备好了。

  大人们忙着炒制茶叶,我们小孩也常常看到半夜—现在晓得了,茶叶在烘培前挤出来的汁水里有咖啡因,怪不得我们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大人会就把过年剩下来的山芋、芋艿放在灶下面烘一烘给我们吃。而且制茶就意味着要有收入了,所以有时还会做点水煮蛋之类的点心。

  我记得1946年的春天,我就在家乡帮母亲采摘和制作茶叶。之所以对这个年份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我就是在那一年到上海来的。

  我小时候就知道,今后是要出去做学徒的。我们村里很多男的稍微识几个字以后,就到外面学生意去了。因为南北湖旁边田很少。比如我们家只有在海塘边的几亩地,以及山上的几棵桃树、桔子树跟茶树。

  我的祖父和父亲都在外头工作。祖父在平湖最大的酱园老鼎丰当职员,一路做到分管豆制品制作的“工头”。上海人吃的鼎丰腐乳最早就出自平湖的老鼎丰,后来在奉贤开了个分园。我父亲呢,在上海招商局下面的轮船上做“理货”,相当“三副”。193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他的船正好开到重庆,不能回来了。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跟我们团聚,但也失去了在招商局的工作。

  我父亲是独子,这样一来,家里的生活只能依靠祖父一个人的收入了。之前我一直跟着祖父住在平湖,在那里刚刚读完小学。但是这个时候似乎不得不出来学生意了,因为再读中学的话读不起了。所以那一年祖父就把我带回了南湖乡下,一边请老师给我补习中学知识,一边帮我托关系。

  打听了一段时间,学生意的事情终于有眉目了。祖父在酱园里有个管酱油作坊的同事,他儿子在上海开布店,跟布厂老板有联系,两家还有一点亲戚关系。这样一介绍,布厂老板说:“到了八月半叫他来。”—那时有规矩,出来学生意叫“拜先生”,要拜老板作为自己的先生,仪式一般都在中秋的时候。旧社会到了过年都放假,从腊月二十放到第二年元宵以后再开工。和现在一样,那时工厂里的许多工人都是外地的,要回家过年。

  得到这个消息,祖父赶到乡下,给我准备了一条薄被、一条新的棉毯子,又做了一件棉长袍,加上四季要穿的衣服,足足打了个六七十斤重的铺盖。

  当时澉浦人出来学生意,大都去上海、杭州。又因为到上海的交通更加方便,所以去的人更多。我祖父有四个兄弟,除了一个留在乡下教书,其他都去上海了。

  澉浦人到上海来主要经营两个行当:一个是棉布店,一个是酱园。南京路上几个"祥"—宝大祥、协大祥、信大祥,跑进去里面都有我们同乡人。还有酱园,可以说,当时上海每一家酱园里都有澉浦人。什么道理呢?都是老乡之间互相介绍去工作的。

  我老早就听说上海是个繁华的地方。抗战以后有段时间,好多住在上海的美国人组成旅游团,来南北湖看农民采茶、制茶。上海、苏杭一带的本地游客爱到山上的云岫寺敬香,喝杯山顶井水砌的茶,吃点庵寺特制的酱烧豆腐。在我的印象里,上海人很有钞票。有次我看到许多游客上山,就跟我母亲说想第二天一早拿点桔子到山上去卖。我母亲蛮高兴的,隔夜给我准备好一篮桔子。第二天不一会儿就卖掉了,份量也不称的。上山的人后面跟班交关(很多),还有抬轿子的,气势蛮大的,后来才知道是上海来的帮会大亨。

  1946年9月,我跟着祖父去上海了。那时我还不满13足岁。

  去上海要先乘乌篷船到平湖。人力慢慢摇过去,得花十多个钟头。我祖父拿撑船的篙沾了点水让我吃,说是可以防止晕船。可是没用的,还是晕得不得了。到了平湖,再改乘轮船到上海。那时平湖刚开通直达上海的船,一天一班,也算当地的一桩大事。船上大概二三十个平板铺位,下午开出来,第二天一早到。坐轮船感觉还是蛮开心的,比手摇的小船平稳多了。船上既有像我这样去上海学生意的,也有些人是到上海贩卖土特产的。

  在轮船上睡了一夜,我们在上海的十六铺大达码头靠岸。十六铺那时就是黄浦江边的一个滩头,伸手就能碰到潮水,不像现在那么多围栏。码头上来有几个亭子,一个小来兮的广场供人停车,还有有轨电车掉头的轨道。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有轨电车,两节车厢小小的,一边开过来一边发出“铛铛”的声音。我很好奇:“这个是什么玩意儿?”祖父说,这个是“1路电车”,带我乘了一段,又换三轮车到达了同事儿子开在康定路、南苏州路口的永源诚绸布店。前一段时间我去看了,这爿店还在。

  那天晚上,我祖父在附近找了间小旅馆落脚,我就打开铺盖在店里的柜台上睡了一夜。当时的心情啊既感觉蛮激动的—因为觉得上海是个很好很好的地方—又有点担心,不知道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第二天,布店老板作为介绍人,带我去“拜先生”。家人是不好送的,因为拜了先生后,人就交给他了,你管不着了。布厂开在海防路人和街172号,名叫“永馀染织厂”。老板姓苏,祖上也是海盐澉浦人。“拜先生”要对老板三叩九拜,意思是终身靠他了。老板对账房先生讲:“这个是我新招来的徒弟,你们要好好对他。”实际上是客套话,讲给介绍人听、让他回去转达给我祖父的。

  老板还宣布了几个规矩:一个是三年不能回家,家人也不能来看—人在我这里你得放心啊,家人来看表示不放心。当时的规矩就这样,来的时候就有思想准备了。还有一个是介绍人就是担保人,要是做得不好,是要叫担保人把你领回去的。

  因为我年纪太小了,别的工作都做不了,刚进厂时的任务是包布。厂里一共48台织布机,每天出一匹的话就是48匹。一天日夜两个班次,就是96匹。光是卷、包这些布头就够你苦的了。我每天工作12个小时,早晨6点开始,最起码要做到晚上6点。吃饭也不安稳,做学徒要服侍那些先生,给他们盛饭。所以我要吃得特别快,不然晚了就没得吃了。晚上,我要负责给大门上门栓和大锁,夜里就睡在卷布的长桌上。隔壁是车间,上夜班的女工们忙着织布,机器整夜发出轰鸣声。

  那时我抱的想法就是:人家能吃的苦,我也吃得起。后来回想起来,厂里那几年的艰苦,现在的青少年简直不可想像。上次我小孙子考试考得蛮好,我跟他讲:“考得好有什么用场,生活上一点不行。爷爷13岁的时候生活上完全独立了。”结果他对我笑笑:“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比你以前好多了。我同学都是车子来车子去的了。”

  我们厂里的工人主要来自三个地方:一部分是苏老板家乡介绍过来的,也就是澉浦人;一部分是几个苏北老工人介绍来的,其中有个资格比较老的女工,我们叫她“大阿妈”; 还有的是来自浦东川沙的二老板带来的。大家方言各不相同,但在厂里都讲上海话。

  我们家乡话跟上海话区别很大,比如上海人说漂亮是“漂亮唻”,我们讲“趣”,“这个人蛮趣的”,或者说“这个女的蛮齐整的”。好在之前,我多少接触过一些上海话。因为我跟祖父住在平湖的时候,房东家的大姐姐嫁给了上海人,经常回来看她母亲,还帮我补习功课。她说的平湖话已经不知不觉带有上海口音了。

  现在的上海话跟老早的上海话本身也不大一样了。现在很多话的讲法已经带点普通话的意思了。老早真正弄堂里厢老太讲的上海话,不大听得到了。声调两样,用的词也不一样了。现在很多骂人的话,以前是有点爱称的感觉的。比如,“吾窝里厢呃小赤佬”,现在都不用了,都讲“阿拉儿子”,以前讲家里的男人叫“阿拉呃死鬼”,现在这样讲,人家以为你们有夫妻矛盾了。

  我们老家南湖村的人讲海盐话带点安徽、江苏口音。后来到了上海,我的上海话大概又带点家乡口音。你觉得我上海话讲得好?我从来也没觉得自己的上海话标准。我已经尽量在讲上海话了,可是跑出去跟人家交谈,有时候只要一开口,对方就会说:“我们同乡人嘛”。到底是啥道理,我也讲不清爽。

我是开飞机来上海的, 三十年后才明白这辈子就待在这里了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我是开飞机来上海的
      薛祖德和老伴陈英前几年在北京旅游时留影/受访者提供

1962年,祖籍四川、驻守在浙江的海军飞行员薛祖德突然接到命令,第二天就开着飞机来到了上海。部队在这座城市驻扎下来,他也在这里娶妻生子。但是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他一直不知道是否某天又会接到指令,驾驶飞机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直到退伍后他才确定,这辈子就留在上海,哪儿也不去了。

今年81岁的薛祖德和老伴陈英习惯讲一口普通话,因为在上海这么多年,他们最常接触的圈子是部队里的老战友和军属。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普通话是最好的交流方式。不过到了他们子女这一代,情况就变得不同了。孩子们和普通上海人一样升学、工作、结婚,讲的已是一口流利的上海话。

受访者自述:

我是怎么到上海来的?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很复杂。

我是海军飞行员,在部队当兵走南闯北,服从命令听指挥,说到哪儿就到哪儿。1962年,我们驻扎在浙江的路桥。有一天晚上突然接到命令:第二天一早要打背包,准备自己的行装紧急转场。当时就告诉你这些。这是上级命令,你没有办法多问啊。等做飞行准备的时候才得知是要飞往上海。于是,我们一人开一架飞机,好几十架一起飞到上海来了,降落在大场机场。

事先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等到了上海才知道,今后要驻扎在这里。整个部队转移过来有好几千人——飞行员没多少,只有几十个,但是地面部队多,后勤的人多,一架飞机要有好多人维护。又过了几天,军舰载着家属、孩子,带着锅碗瓢盆也过来了。先把他们安置在招待所里,这边赶紧在大场附近盖家属区。

那年我29岁,还没成家,入伍有11年了。在此之前,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我老家在四川成都,父母亲去世得早,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我跟他们感情很好。1951年初,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不久,组织上到每个乡、每个堡动员适龄青年参军。那时的口号是“吃菜要吃白菜心,参军要参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村里好多青年都自愿报名了。你看电影《黄继光》、《邱少云》,都是在四川招的兵。我跟爷爷商量,他同意我去。我参军的时候正好18岁。

我们很快就离开了四川。先在黑龙江训练到1951年底,又在辽宁丹东休整了一个礼拜,然后就跨过鸭绿江到朝鲜去了。那座鸭绿江大桥,朝鲜这一半被飞机炸得已经不像样了。从桥的缝隙里可以看到下面的江水,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

朝鲜那边的情形很惨,我自己有两次差点遇险。其中一次,凌晨两三点,我们去火车站领补给的粮食。连队的事务长把粮食分好,叫我们动作要快,扛到就跑出来。我刚刚把50斤面粉扛到肩上,敌机就来轰炸了。我们赶快跑往外跑,躲在老百姓的农田里。这时弹片到处飞,“呼”地就过来了。我们班长是(19)46年的老兵,他有经验,一把把我推倒,只见一块弹片掉在我们面前,差点就击中我了。

1952年秋天,我们回到祖国,在山东接受训练。领导派我们几个人去体检,检查了几次。1953年1月,又到南京去住了一个多月,检查身体。我们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年3月,组织上安排我们到长春的一个飞行学院预校,学习了半年文化、政治、军事知识。我们才知道,这是在挑飞行员。当年八、九月份,我们来到锦州的空军第三航空学校,学习飞行。三年以后,成为了一名海军飞行员。学飞行期间,我奶奶去世了。老家也没写信告诉我,怕我分心,影响学习。

我和爱人是1963年结婚的,现在“金婚”都过了。当时突然之间来到上海,我年龄也不小了,该考虑结婚的事了,同事就帮忙介绍认识了她。我爱人比我小9岁,老家在安徽,不过她从小就跟家里人到上海来了。初中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兵工厂工作,生产部队需要的训练器材。

你问我们当时怎么谈恋爱的啊?哎呦,都忘了,几十年了。我们没多少时间出去的。难得见个面,两个人就到南京路去走走,说说话,或者看看电影。看好电影各自回家,饭都不在外面吃的。因为我们不允许在外面乱吃东西,怕万一吃得不干净。我爱人后来开玩笑说:“谈恋爱的时候,一顿饭都没吃你的。”

那时“上门”也很简单。不像现在,女婿要买大包小包去见丈人、丈母娘。我就去她家给丈母娘看了看。我们相处不到一年就结婚了。

其实结婚前我爱人并不了解我的工作性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也不聊这个。她只知道我是开飞机的,但是开飞机的和开拖拉机的具体有多大区别,搞不清楚。等结完婚她才发现,当军人家属不是这么简单的事,不过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虽然我们的机关和家属都常驻在大场附近,但部队并不始终驻在这里。我们经常到外地沿海一带值班。有一次去海南岛,一走就是一年半,只能和家里通通信。即使是在上海,平时我们也要在部队里,不能回家。一个礼拜只能休息礼拜天一天。礼拜六晚上回家,到礼拜天晚上就要回部队去了。所以家里要是有什么事,全靠我爱人。

我们大儿子出生的时候,我是第二天才知道的消息。当时我丈母娘给我打电话,我正在做飞行准备。直到飞行完吃好饭,人家才告诉我,我赶紧跑到医院去。心情当然很高兴啊,我有孩子了!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想的很少,很单纯,主要的任务是保证飞行安全,不能分心,家庭、孩子这方面也不敢想太多。

所以说飞行员这个工作,家庭根本顾不上。我飞行近三十年,基本没什么时间和家里人多交流。周末回到家,最多是问一问家里怎么样、孩子的学习情况如何。想帮助家里做点什么事情?没有这个时间。

我在外头飞行,我爱人一直提心吊胆。我们在外头没回来,家属从来不敢去找人问。要是有人飞行出了事,家属区里一大片人都不讲话。

我们平时在部队里,家属之间只好互相帮忙。比如你要带这个孩子上医院,那么剩下的孩子就留给邻居帮忙带,给他们烧个饭吃,照顾一下。大家住在一起几十年,都像亲戚一样了。谁家孩子结婚,娶媳妇嫁女儿啦,其他人都叫来。女婿还没上门,媳妇还没定下来的,一起帮着参谋。有时跟小孩不开心了,电话就打来了。

没来上海之前,光听说是“大上海”,但大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等来到上海以后,因为经常要值班、训练,其实真正待在上海的时间并不长。年轻的时候我也经常领着小孩去市中心转转。但是去的话,也就是南京路、外滩,其他地方不太去。我们早晨吃好早饭出门,下午两三点钟就要回来了。因为第二天还要回部队上班,时间就那么紧。

刚来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能在上海住这么长时间。反正是部队没有下命令叫你走,你就留在这里。住一年,算一年,自己是没什么计划的。什么时候命令要走,那就得“连锅端”,带着老婆孩子马上走。

我从20岁开始飞行,飞到49岁,是属于“自然停飞”的。我们不像民航客机、运输机,战斗机是专门打仗的,所以飞行员不但身体要好,精力要充沛,年龄也不能太大,太大反应就迟钝了。等我停飞后又过了六七年,直到1991年关系转到地方上来、脱离部队了,我的心才定下来,知道这辈子就在上海了,不会再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现在退休在家,吃的穿的用的,都是我爱人负责。她把我照顾得很好。有时孩子来看我们,我也跟着她去买菜,帮她拎拎东西。上海话我有的能听懂,有的说得快了,我就听不懂了。叫我讲的话,我是讲不来的。因为在部队,我们飞行员来自五湖四海,有东北、山东的,湖南、湖北的,也有浙江、四川的,飞机联络都要求讲普通话。

我们跟孩子也讲普通话,上海话是他们自己学的。我们部队有子弟小学,但是初中、高中都是他们自己考的。所以孩子也有他们的圈子了,不像我们,平时主要和老战友、家属联系。当年跟着父母从路桥转移过来的孩子,都在这里工作、结婚、生孩子了。我的一些老战友现在都有第四代了。

我在上海五十多年住下来,对这里应该是有感情的。我已经有四十多年没回四川老家去了。1968年,我带着爱人和大儿子回去看爷爷,那时大儿子才4岁,女儿和小儿子还没出生。后来孩子们长大了自己到成都旅游过,可是离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庄还有十多里路呢。

讨生活,当养成工,奶奶的“苦”是要讲一讲
陆杏秀
陆杏秀
刘贵宝
刘贵宝
有一年,刘贵宝在单位评上了先进,得到的奖励是到杭州去游玩,留下了这张照片。
有一年,刘贵宝在单位评上了先进,得到的奖励是到杭州去游玩,留下了这张照片。
青年时期的刘贵宝
青年时期的刘贵宝
吕樟逵
吕樟逵
倪元祥
倪元祥
中年时期的吕樟逵
中年时期的吕樟逵
青年时期的倪元祥
青年时期的倪元祥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曹杨五村杏梅园里的“托老所”十几个老人坐在休息室里,一个人一把躺椅,三三两两地聊着天。有的老人来这里的年数多了,已经有了自己的“专属座椅”。

  53岁的所长孙玲娟告诉我们,所里的老人基本上都有八九十岁了。“他们这辈人小时候大多数都出生在外地。到我们这一辈就不是了。他们上海落脚后,我们都是在上海出生的,从小就生活在这里。”她说,“要是爸妈不带你去乡下,你都不晓得自己老家在哪里。我自己想想,爷爷奶奶的坟墓在哪里我也不晓得,因为我乡下从来没去过。”

  87岁的陆杏秀、84岁的刘贵宝、89岁的吕樟逵,还有83岁的倪元祥,他们围坐在一张小桌前,用一口上海话向记者讲述了当年来到这座城市的经历。他们一个人在讲,旁边的人有时还要补充上两句。

  时光拉回到六七十年前,有的老人回忆过去忍不住伤心落泪,有的老人则谈笑风生或有所感慨。不过没多久,他们的注意力就回到了现在。两个阿婆小声讨论:“今朝啥辰光吃中饭啊?”

  吃过午饭,刚刚落泪的刘贵宝早已经“破涕为笑”,笑眯眯地跑来说:“没什么事了吧?台子我们要用来搓麻将唻!”客厅里的三张小桌变身为牌桌,老人们搓起了一下午封顶输三块五块的小麻将。这时的他们看起来跟普通的老上海人没什么两样。

  我不想放牛,

  偷偷跟阿嫂跑出来了

  陆杏秀,女,87岁,祖籍江苏常州

  受访者自述:

  我是1947年2月过完春节来上海的。

  我老家在江苏常州乡下。我们家养了头牛。这头牛用来在家里碾米—老早乡下的米都是要碾的,不像现在是机器轧的—我爸爸还要带着它去帮人家耕田。平时我爸爸和哥哥在地里种田,我种不来。因为爸爸蛮宝贝我的,我不习惯赤脚踩在地里。那帮家里做什么好呢?他们就叫我放牛。那时我还在私塾里读书。这个牛跟人一样,一天要吃两顿,上午也要放,下午也要放。等我早上放好牛再去读书,就要迟到了。

  我不喜欢放牛。小姑娘放牛,像啥腔调啦?你们又要我放牛,又要我读书,我怎么顾得过来啦?我脾气也蛮犟的,牛不能不放,那我索性就不读书了。

  那时村里和我同龄的小姑娘里面,已经有5个被人家带出来做工人了,还有3个留在村上。我跟家里讲:“我也要出去,到上海去!我不要在家里放牛。”但是我爸妈不同意。因为在解放前,到上海纺织厂里做女工,要被村里人看不起的。这个生活(工作)太苦了,好点的人家不出去做的,没办法的人才去(吕樟逵说:“以前都是乡下的童养媳、受虐待的人,或者家里特别穷的,奔到上海来当女工。”)。

  我有个阿嫂在上海。她本来就在这里做女工。日本人打仗的时候回到乡下,经人做媒嫁给了我阿哥。两人结好婚,我阿哥继续在乡下种田,她又回到上海当工人。这年过年,她回来了。我跟阿嫂讲:“你带我去上海,不要管爸妈,不要紧的。”我自己拿了两件衣裳,就跟着她出来了。

  从我们常州来上海是乘火车。我还没坐过唻!老早火车慢来兮的,好像坐了六七个钟头。(刘贵宝说:“我是坐船来的。”陆杏秀回答说:“你们苏北要乘船,我们不要乘船。”旁边一个穿连衣裙的阿婆介绍:“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老早就有了。南京到上海要20个站头,你算好了,从常州过来大概十五六个站头。”)

  我记得是年初三跟着阿嫂出来的。过了年初五,我去考“养成工”,一考就考进了。(吕樟逵解释说:“养成工不属于正式工。"把你培养成工人",养成工就是这个意思。”)解放后我们那个厂变成了国营厂国棉二厂,全国劳模裔式娟解放前是跟我同一批进厂的。

  当时纺织厂老工人管老工人一个车间,新人管新人一个车间。我们看到老工人怕的,吃饭都不敢到台子上去吃,拿到车间里坐在地上吃。老工人欺负我们,我们的饭老是要被她们偷掉。要是我们车床坏了,喊不到人修的,一定要叫“拿摩温”(工头)出头找人。厂里有洗澡的地方,我们也不敢去。因为老工人要砸我们的,朝我们吐口水。(刘贵宝点头说:“老早是这个样子。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我刚刚来上海的时候在厂里摇纱,下班之前乘份量拿工钱。本来5个放在那里,上趟厕所回来,只剩下3个了,还有两个被人家偷掉了。)为啥道理呢?她们四五十岁了,有这种想法:你们新的来了,我们这批老的厂里可能就不要了,饭碗要没了。(吕樟逵说:“这个也是社会造成的。”)

  她们老工人这个样子,我们也不去睬她们。让她们去吧,被她们骂就骂了。我们新来的自己有一个圈子。我跟阿嫂再找了两个小姑娘,我们四个一起在大自鸣钟英华里借了个三层阁楼。房子一点点大,只有两张床。我跟阿嫂合睡一张,另外两个睡一张。

  那个时候也不大想爸爸妈妈—想也没用,已经出来做工人了,不去想它了。后来我哥哥也“上来(来上海)”了,爸爸一个人在家里弄不动了,就把牛卖掉了。

  我们的“拿摩温”叫我去读夜校,我没去。夜班出来太吃力了,我们几个养成工搭在一道,看绍兴戏去了。后来才晓得我错过机会了。几个读书去的解放后公开了,她们都被发展成地下党了。

  上海解放那天我做夜班。下班出来的时候,人家关照我们:“你们出去以后不要怕,可能有好事情,高兴的事情。”一出去呀,门口解放军都睡在地上,交交关关(很多很多)。我们老感动的,他们解放上海打过来了,也不到厂里去打扰人家。(刘贵宝说:“他们不到老百姓家里,都睡在马路上。打电话怎么打?电线拉到马路上。”)

  我23岁结婚的,老早也算比较晚了。我跟我老头子是人家做媒的。哎呦,我晓都不晓得。乡下爸妈做主,已经帮我配好了。介绍人跑到上海来看我,我才晓得。我气都气死了,这个事情也没跟我讲过。但是没办法呀,老早都是包办婚姻呀。介绍人把我们叫到中山公园,介绍我们认得了。

  我老头子老家也在常州。当时他跟我公公在印钞厂里做,就在江宁路桥下面。他们家的房子在印钞厂围墙外头,谭家湾那边。谈朋友的时候我是不到他家去的,他经常到我这里来,有时买票一起去看看戏。我们结婚到乡下办了老式婚礼,坐大红花轿的,然后在上海也办了一下。

  老头子待我蛮好的,我们没吵过架。解放后我在厂里蛮积极的,到今年党龄有60年了。我们是1962年2月搬到曹杨四村的。四村拆掉后又搬到五村。来上海后,我一直住在普陀区,在曹杨新村已经待了52年了。托老所也来了十几年了,待得蛮开心的。

  穿着一条裤子就出来了,

  没有人帮助你

  刘贵宝,女,84岁,祖籍江苏建湖

  受访者自述:

  我出生在江苏建湖乡下,家里有6个姐妹兄弟,生活蛮困难的。我十多岁的时候,表哥就把我带到上海来了。我有个亲哥哥在上海给人家做“招女婿”。他们住在船上搞运输,把乡下的稻草啊、毛豆壳啊装到这里来卖,给上海人生炉子当柴烧,依靠这个生活。我出来后,先在他们船上过了一个冬天。

  然后通过熟人介绍,我到一个小老板开的小厂里当工人去摇纱了。那时人小,乡下出来上海话也不懂,蛮苦恼的。过了段时间,我爸爸妈到上海来了。这时我年纪也稍微大一些了,又转到规模大一点的厂里去做纺织女工。我们这样的工人叫“养成工”,实际上跟“包身工”差不多,就是改了个名称。我们进厂后就等于关在里面了,不给你出来的。家里人要来探望,就像现在看“接受改造”的人一样,只能隔着扇铁门在外面看你。有时候家里烧点好的小菜,要从铁门缝里接过来。就这样慢慢混吧,一年又一年。

  我们家没有房子。我有个姨夫,姨娘已经死了,他又讨了一个。这个“姨娘”人蛮好的,她有个很小很小的房子,借给我们住,不要我们房钱。有段时间我厂里也不做了,带个小簸箕,身上背个袋子,到火车站去捡运输漏下来的豆啊米啊谷啊。把这些粮食捡回家,里面的石头捡掉,用来烧饭吃。那时我大概15岁,生活相当苦。后来又通过一个人,我进了国家开的麻袋厂工作,有一些工资拿了。家里5个人的生活,全靠我一个人拿的这点钱。

  我老伴是经人介绍认识的。我们在乡下是老亲,有点认得的。结婚的时候我17岁,他25岁。结婚后我们也很苦,我在厂里做,他在外面踏三轮车……(说到这里,刘贵宝流泪了。吕樟逵安慰她:“想到过去难过了。不要想那些过去痛苦的事情。”陆杏秀也说:“想想现在,现在多开心啊!”刘贵宝顿了一会儿,继续讲。)我们自己找了点毛竹撑起来,在中山北路盖了间很小的房子,大概只有几个平方。我20岁就生孩子了。因为多了口人,我们把房子稍微“放”(扩大)了一点点。结果人家来捣蛋,说我们把他的菜地占掉了,要我们赔偿。我们哪有钱啊?只好求他:“我们很穷的,没有钱赔你。等我们生活好一点了,不会忘记你的。”等到解放了,我老伴到铁路局工作,生活才逐渐好起来。当然条件还没现在这么好,只能说两个人都有一点点工资拿。那时我在国棉七厂,上下班要走宝成桥,过苏州河。那个桥像楼梯一样,慢慢走上去,再慢慢走下来。我记得下雨天过桥撑个油布伞,后头背个包,手里还抱着孩子。孩子没人带,只好带到单位里去。

  过了几年我老伴的爸爸来上海了,我又生了个女儿,家里人多了—我总共生了4个孩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我们就买了点砖头,把小房子又扩大了一点,砌了墙,上面也搭了个小阁楼。中山北路本来很窄的,后来要拓宽马路,房子拆迁,我们就搬到曹杨新村来了。

  哎,过去的事情不能讲,讲了自己要心酸,现在想到还是觉得很难过。我们为什么比人家苦啊?因为我们穿着一条裤子就从乡下出来了,什么也没有。没有人帮助你,只能靠自己……(陆杏秀说:“现在条件好唻!”)我现在是蛮开心的。本来我住在曹杨一村。我老伴9年前走掉了,我一个人住了5年。看我年纪大了,孩子不放心,我就住到二村我大女儿那边去了。

  现在小孩条件都蛮好的,4个孩子都买了房子了,我退休工资也拿三千多块,生活都不错。过年过节一大家人统统在一起,有将近二十个人。我都有第四代了,今年4岁了。

  以前孙子小的时候在我这里吃饭,这样不吃那样不吃,我忍不住要讲:“你不吃啊?过去我们还吃不到呢。”孙子就要讲:“哎呦,奶奶又要讲"苦"了。”现在他大了,三十几岁了,不大来了—他要上班啊。他难般(偶尔)来嘛总归买点东西给我。我孙子也蛮滑稽的,到超市里这样拿一包那样拿一包,专门挑点奇里奇怪的东西买给我,当我是小孩了。上次给我买了个大礼包,里面有10小包东西。我现在不想过去的事情了,想了就要不开心。小孩也说,你想这些干嘛呢,现在日子这么好过。

  爸爸做的18只烫炉

  帮我来到了上海

  吕樟逵,男,89岁,浙江东阳人

  受访者自述:

  我是浙江东阳人,老家在义乌隔壁。我祖父16岁就离开东阳,到离家120里路的浦江学手艺了。他学的是锡匠,做锡的茶壶啊、蜡台啊这些东西。后头我爸学的也是这门手艺。当时有个规定,学好之后不可以在师傅店铺10里路之内做锡匠生意,抢人家饭碗。那么我爸就到一个叫后廊村的村庄去了。

  村里人叫他做酒壶。做出来人家一看:“你这个小赤佬,酒壶做得蛮好嘛。”有个老头子看他聪明,就把他介绍到镇里,开了个小铺子。后来他本事大了,给人做嫁妆,锡的饭碗啊,烛台啊,粉盒子啊。这样做一套要个把月,一笔生意做下来,家里日子就好过些了。我们家有三个兄弟呢,我是最小的。

  我爸手很巧,会动脑筋。我小时候学校里排节目“木兰从军”。老师知道他是锡匠,就说:“叫你爸做两把刀枪。”我爸讲,这个锡太重了,小朋友拿不动。老早有种铁皮做的火油箱,火油用光了把箱子剪开来往外一翻,里面锃亮。他用这个给我们做了刀枪。

  我爸老实来兮的。乡下女儿出嫁,不管家里多穷,嫁妆里一把”三日油壶”总归要有的。这种壶是锡做的,用来做做样子的。有的乡下人跑过来太穷了,我爸就不要他钞票。但是他自己做锡匠很苦,经常要受气、吃生活(挨打)。他希望下一代能有个人翻翻身。我们兄弟当中,我读书比较好一点,所以他就想尽办法供我读书。

  我小学毕业考初中,考得蛮好的,可是读书的钞票付不起—要交198斤米,还要交学费,学校里做衣裳也要交钞票。我爸就动了个脑筋:当时安徽人在浦江开糕饼店,找他做18只蒸糕用的烫炉。别的师傅去做,边上的糕是蒸不熟的,要浪费许多原料。我爸做出来的烫炉全部都能蒸熟。他就要靠赚老板这笔钞票来供我读书。照理来说,烫炉做好了10年不会坏。但是他想办法把它做成一年就要坏的。为啥呢?坏掉找他去修或者重新做,我的学费就有了。我爸教育我说:“这个钞票来路不正。但是你将来不管是读书还是工作,要做好人。”

  我读书就是靠他这个钞票,一路读上了高中。我们村里有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的,挨下来就是我,其他小学毕业的也少来兮的。我们村庄里一百多户人家呢。

  我们乡下对读书蛮看重的。清明节每户人家都要上坟。去上坟的人发铜板,一般人两个铜板,小学毕业的四个,初中毕业十六个,高中毕业三十二个。有的一家人还没有我一个人拿得多。中午还请你们吃肉。一般人一块,小学毕业两块,初中毕业四块,我有八块。这肉一块块老大的,拿了一篮头回来。

  1949年解放后,我想到上海来了。当时上海总工会有个干部的爸爸是后廊村的,我爸从小在那里做生意,跟他爸爸关系很好。我读书时候的老师帮我写了封推荐信,他爸爸也签了字引荐我,通过这层关系我投靠到上海来了,在总工会秘书处搞收发工作。多亏我读了书,后来其他人托他在上海找工作,因为没什么文化,他就没有帮忙。所以可以说,是爸爸做的18只烫炉帮我来到了上海。

  我后来做组织工会的工作,去过许多厂。刚刚解放的时候,工人还是很苦的。吹热水瓶的厂跑进去,男的衣裳不穿的,身上就围一块麻布,因为太热了。电灯泡厂里的女工,一边吹玻璃,一边汗淌淌滴。和这些工人相比,我没吃什么苦。从我个人来讲,蛮幸运的。

  我跟老婆是老乡。我们村里有个卖肉的,摊头摆在我丈人老头家门口,是他介绍我们认识的。先开始我丈人不肯,嫌我们家太穷。我们乡下东阳那里,每户人家都养猪。要是这户人家不养猪,家里又没有只火腿挂着,没人肯嫁给你。我丈人他们来我家的时候,我爸特意问邻居借了只火腿挂在家里。他们看过之后亲订好了,我就回上海来了。我前脚刚走,火腿就被偷掉了。我爸只好再赔给邻居。

  我老婆本来在乡下活络来兮的。刚刚到上海来的时候话不大听得懂,人就笨脱了。人家介绍她去国棉十九厂上班。头一天报到,中午科室里一起吃饭。台子上吃饭有两双筷子,一双是公筷,一双是自己吃饭用的。这她怎么用得来啊?饭也没吃饱。因为不习惯,一开始她换了很多厂,过了段时间才慢慢适应过来,去江南造纸厂当托儿所所长了。

  我跑来上海两趟,

  第二趟才留下来

  倪元祥,男,83岁,祖籍江苏启东

  受访者自述:

  我老家在江苏启东,跑来上海两趟,第二趟才留下来。

  来上海当然是因为乡下穷啊。但是出来做学徒也是要有路的,没路只好做农民。我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爸爸在南通。他在一个农业学校里烧饭,我就在宿舍里烧开水。这个学校的校长是我们同乡人。他看到我,跟我爸说:“你家小孩一天到晚烧开水没出息的,我帮他介绍到上海去。”

  这个校长把我介绍到了他学生在上海开的钢笔厂里。那是1945年,我14岁。到上海第二年,我在厂里不小心被机器卷进去,一只手断了,头也撞破了。好就好在老板是同乡人,介绍人又是他先生(老师)。他讲,不管怎么样,这只手一定要接牢。一连跑了三家医院,都说手要截掉。跑到第四家中山医院才接好,在医院里躺了7个月。可是等我回到厂里,没过多久又生伤寒了。这个时候老板说:“你这个手已经看掉7两黄金了。现在又生毛病,我们不负担了。”

  当时我爸也在上海。他在新闸路西康路那里的大同大学烧饭。老板喊他把我领走,在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等毛病快好了,我爸说:“要么你还是回乡下去吧。”他帮我买好船票,送我到金陵东路外滩13号码头,让我回老家去了。

  解放以后,我们有个老乡在上海的自行车厂里做。他晓得我在乡下蛮苦的,又帮我介绍。所以1951年5月,我第二趟来到上海。这时我已经20岁了,出来先在喷漆厂做。一直做到1958年,报名到南码头的求新造船厂去了。

  我24岁结的婚,老伴是同乡人。结婚后我把她领到上海来了。讲起结婚,这桩事情蛮复杂的。

  先前我小的时候呢,经人介绍跟一家人家订了婚。他们家在镇上开照相馆,看到我们家穷,是农家子弟,后来就解除婚约了。那我也没办法。等我到上海来了呢,那个小姑娘又看中我了。那么大家来来去去也蛮客气的。她到上海来,我们也一起看看戏,关系蛮好。结果喷漆厂里一个女同事风言风语讲,两个人解除婚约了还在一道,到一定辰光(时候),人家讲起来,一个是讨不到了,一个是嫁不出去了。这个话传到我耳朵里,我想想也对,一心要回去讲清楚。

  本来回启东要经过青龙港,那时大热天刮台风,青龙港不开,我特意乘大轮船从南通转回去。她当我回来是什么事情呢,一身打扮老漂亮的,骑了部新的脚踏车来见我。没想到我是跟她解除(分手)去了。谈开之后她觉得很不开心。

  她阿弟是我介绍到上海来工作的。我要回上海前,问她有什么东西要托我带给阿弟的吗。她叫我在镇上兜一圈,等歇来。等我转了一圈回来,她送了本日记簿给我,上面写了很多字,意思是“我想不到事情会像现在这样”,怎么怎么……我看了也有点懊悔,但是已经回绝掉人家了呀。

  回去后我自己也轧过朋友,小姑娘是无锡的,夜里厢跟她到老西门中华大戏院看越剧。有一天,我收到阿姐的来信,说是要帮我介绍朋友。我想想结婚的话总归还是同乡人比较好,就回乡下去看了。阿姐介绍的这个小姑娘,后来成了我老伴。现在回想起来,年轻辰光也蛮闹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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