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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类战争:生物技术如何重塑未来军事图景?

文章发布时间:2015/5/26 16:16:16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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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与未来战争,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克里斯托弗·柯克


身体是人类最初的、最自然的工具。

——马塞尔·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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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科幻小说是一种有关现实与超现实的文学形式,是现实(合理、科学的事物)和超现实(可理解为对熟悉的事物和日常生活的疏远)的结合体。然而,大多数科幻小说的写作是对现实的延伸或推断。如果科幻小说只关心超现实,我们将无法理解;而只关心现实的话,那么它也只会是一本关于科学的著作,而非科幻小说。正是这两者相得益彰,才使得科幻小说既能挑战那些普通的事物,又能挑战那些异想天开的事物。

1908年,当人类展望战争未来之际,已能够从H.G.威尔斯的著作中获取不少灵感,书中他预测了原子战争的到来。这本小说的背景设定在1958年(一个相当精确的时间),但其创新之处也正在此。在威尔斯的故事中,轰炸美国城市的飞机是1908年的双翼飞机,炸弹是由飞行员在飞机一侧扔下来的手榴弹。时至今日,如果我们想一睹战争的未来,将通过何种方式呢?也许可以从奥森·斯科特·卡德的《安德的游戏》开始。在本书中我们发现,早年间对士兵的训练采取的是在一个特殊的游戏室里 “做游戏”的形式。从此时起,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培养军事天才,并在战争游戏中训练他们。

另一本有影响力的科幻著作是利奥·弗兰库斯基的《一个男孩和他的坦克》。这本书将虚拟与现实相结合,讲述了一群生活在某星球上的殖民者有关坦克战争的故事。弗兰库斯基的世界是一个战士与坦克相结合的世界。书中最有说服力的一句话是:“小子,如果你的坦克对你忠诚,你就不必对它忠诚了!“。值得注意的是,卡德和弗兰库斯基的小说都与当代美军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卡德的小说被用来作为海军陆战队大学的领导力课程。而弗兰库斯基的《一个男孩和他的坦克》则在1991年由一名第一骑兵师的士兵校对,当时他正被派遣到海湾地区,等待“沙漠风暴”行动。

上述案例说明,新的力量正在改变战争的面貌。自1945年以来,三次革命重塑了武装冲突的形式:原子革命,信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虽然根据一些评论家的说法,我们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冷战后的“第二核时代”,原子武器仍然无法被各国利用。但对大多数未来战争思想家而言,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才是21世纪最重要的。在西方,由于公众一直对军事行动心存厌恶,而社会又对此极为敏感,因此,这些革命都可能为把握未来战争提供实际可行的机会。

一、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融合

虽然这篇文章的主题是生物技术,但我们将越来越认识到,信息技术革命与生物技术革命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上,数字生物学或许有可能在未来各个行业中担任主角。如果没有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计算能力的提高,人类基因组的解码是不可能完成的。基因操作需要对有关生物的信息代码进行解码和重组,而这个过程只可能在处理能力呈指数增长时进行。从另一方面来看,信息技术时代的语言已明显受到自然影响。人类基因组计划所揭示的是,我们具有几乎和黑猩猩相同数目的基因。那么是什么使我们变得不同——是什么使我们聪明——是通过百万个电化学连接的细胞特别是脑细胞的联络和重组能力。由网络连接和反馈回路的原理(它们是网络技术的基础)可知,人类的大脑类似于控制我们这个身体运行的互联网。

随着时间的推移,了解程序性质的科学家们——尤其是那些知道如何适应复杂系统操作的科学家们——将会建立起可衍生(而不是解决)最可能想到的问题的计算机。计算机编程时,‘演算法’ ——允许在计算机空间演算的方案——决定了变革的步伐。为尝试创建更复杂的计算机“大脑”,科学家们还在研究人类大脑中复杂的神经网络,期待制造出具有与人类DNA诸多功能相同的‘数字染色体’。在战争领域,数字生物学已经为战争规定了交战规则。仪器方面,将经历从生物学角度定义的过程。生存方面,战士也可能很快通过机械人技术和基因重组技术得到加强,并给予他/她消除过去的缺陷、繁殖纯种后代的机会。

二、未来战争:数字生物学将重新定义交战规则

我们生活在一个颇具挑战的时代,一个生物制品比文化产物享有更多特权的时代。因此,正如进化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的那样,不同于过去的观点,人类行为将更多地由基因决定,并且,作为一个物种,通过修改我们的基因,我们很可能会做得更好。千百万年以来我们非常擅长的活动之一就是战争。没有什么理由能让我们不再作战;事实上,情况正好完全相反。

生物学(但尚未是生物技术)已经改变了我们看待军事行动的方式以及后军事环境中武力的使用方式。例如,海军陆战队作战实验室的“下一步后海军陆战队”(MCAN)部门一直在为未来作战探索一种名为“生物系统的灵感”的系统,据它在网页上所说:

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我们将战争视为一种牛顿力学系统的模式。也就是说,它是机械有序的。但事实上,它可能不是。更可能的模式是一个具有开放式结局、初始条件和持续‘输入’同等重要并对二者非常敏感的复杂的系统。而这些‘输入’就是“战争的命运”。1

该部门认为,如果假定战争仍是一个复杂的可预见性小事件,那么,只有当我们运用的作战结构和战术是分散的、自主的、适应性强的并且规模不大时,它才能被成功地运作。

适应性强且复杂的系统的特点与生物的某些特点相类似。处理生物就是对“环境”做最小的损害。武装冲突中,环境可广义地理解为社会性和政治性的,以及生态性的作战环境。术语‘生态’最初在19世纪60年代出现,它描述了对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生活系统的整体研究。生态学家研究生物群体、生活方式、自然循环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这样的研究恰恰是目前新一代的美国军事战略家正在做的,而且系统性的想法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变得特别明显。这场战争的目的是在迅速作战的情况下使伊拉克领导层失去能力,同时尽可能地维护伊拉克社会和民众的生存环境。北约联盟的策略成功地实现了用更小的、更分散的、适应性和自主性强的作战力量完成大部分作战目标。不但经济基础设施被保留下来,还避免了人道主义灾难的发生,伊拉克的社会秩序基本完好。

今后,生物技术的影响可能不在仪器上而是在战争的规模上。这个现实是不符合以往军事变革(RMAs)的经验的。大多数军事革命,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了战士对自己职责的看法。例如,长弓的使用(随之而来的是大炮的引进)摧毁了骑士精神的思想和积极的勇气,使其在本质上变得更加被动。同时,从新的价值观而言,它又变得更加宝贵,即有勇气接受打击,而非有勇气给予打击。

19世纪末20世纪初战场机械化的崛起带来了进一步的改变。机械化战争把战士禁锢在一个以工业生产力和可预测性能力评价其表现的系统。从本质上讲,在规模较大的军队——例如那些1870年后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军队——中,战士成了“工人”。如今,在信息时代,军事专业人员已日益成为信息处理专家,并被禁锢在赛博世界。未来的生物技术革命或许会比我们曾经历过的那些革命更彻底地改变军人的专业。
    在这么多正在试图改变军人对‘自我’专业意识的技术之中,有三种技术对士兵“后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首先是表演性的并涉及人机交互的现象。随着计算机在军事运作中互动性和复杂性的增加,人类与机器之间的接口也在不断地变化。第二种技术在我们已经开始的把分子生物学的分析方法变成建造工具的意义上,是行为性的。今天大部分的现有技术则是补偿性的(补偿身体受伤或退化,包括分出部件和整容手术)。在未来,人体将通过器官和赛博材料的融合变得更加强壮,对此我们是非常有把握的。

第三种技术是规范性的,指的是基因操纵和合成药物的使用将超越自然选择的可能性,并迅速延伸人类的活动范围。基因和合成药物最终可能影响军事人才所设想的他与敌人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表演性的、行为性的和规范性的,技术进步不再像最初被发明的工具和武器那样,仅涉及人体的延伸,而是以越来越快的步伐被纳入或同化到人类身体中去。

三、人机接口

后人类战争:生物技术如何重塑未来军事图景? - 亿能 - 亿能部落格士兵、水兵、飞行员与机器的相互作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军事专业的一大特色,而且在未来可能还会得到加强。美国军方一直致力于人体与各种机器在功能上的融合,而非身体上的啮合。例如,系统分析、社会心理学、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系统等,尤其是人员管理技术,被认为是能够帮助飞行员更有效地使用机器从而提高其表现的性能指标。

在认知工程方面,美国空军(USAF)在寻求人与机器间的结合上已经比其他任何军队更进一步。通过试图修改飞行员的认知过程,美国空军力求使飞行员在操作上更有效率。为驾驭21世纪基于计算机技术的高性能飞机,飞行员必须具有瞬间反应能力。由于技术的复杂性,飞行员的头脑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有机器友好性。逐渐地,军事训练的目标成为“设计导向的”——换句话说,它的目的在于培养可以更快地处理信息的操作者,从而使他们具有更快的速度和更灵敏的战斗反应能力。

在功能上,我们已经运用了能提高我们处理大量信息能力的数字网络。互联网即是其中的一种。美国一些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可能成为未来军事技术的先驱,其中最著名的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的“副驾驶员”项目。这是一项自1986年以来就持续取得进展的项目。这个程序旨在让“专家系统”评估外部传感器和显示器的输入,并诊断所有机载子系统——包括飞行员。如果飞行员无法自己作出决定,这个程序会自动采取行动。

然而,在21世纪初,我们探讨最热烈的是如何实现既在功能上又在形体上将机器和人体啮合。如今从生物遥测技术到“人机接口”和仿生学(自然生态系统的复制),一系列词语和术语被用来形容我们不断发展的机械人身份。越来越多的工程正在转变为生物学基础学科。目前,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实验室,机器人由硅、钢铁和活细胞组装而成。而这些简单设备的活化剂是由实验室培育的肌肉细胞,以及终有一天会被天衣无缝地安装到残疾人身上的假肢的前体细胞。外科身体改造和生化改造(例如,通过使用肉毒杆菌毒素)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五十年内,甚至更短时间内,这些发展将可能用来增强未来军事人才的能力。

一种流行的对未来生物技术的构想,是通过将硅植入体,从而与计算机相互作用的技术。在威廉·吉布森的“赛博朋克”故事中,数据是通过“湿线大脑植入物”或进入人类大脑的计算机芯片来传输的。这些故事,加上其他未来主义的愿景,为我们承诺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中,神经系统和硅之间会有一个先进的接口,一个神经植入物将能够增强视觉和听觉感知以及理解、记忆和推理的能力。这也将是一个计算机和人之间的区别逐渐模糊的世界。

光导纤维投影仪已经可以将图像投在我们的视网膜上,使我们在无电视或电脑屏幕的情况下也能直接观看。此外,通过耳部植入物帮助提高人类听觉能力的研究也在进行中。同样,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对未来的构想是,美国空军将研究神经元越来越多的硅芯片,以改善人类和机器间的沟通,而这实际上是用激素和神经电刺激来激活芯片。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有一个脑??机接口计划,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种旨在“通过实时性地访问大脑中的非侵入性代码,并将其整合到一个外围设备或系统中进行操作,来增强人为表现的新技术”。2简单来说,它通过研究出大脑如何控制运动、并运用大脑来控制外部设备,加强人为表现,传输(已在猴子身上试验成功)互联网上的大脑信号,以便在数百里外操作机械臂。这个由DARPA负责的实验可能预示着一种未来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战士的大脑——或许部分是碳,部分是硅——也许能通过思想的力量来操作武器。

如果战争在未来仍是人类文化的核心,那么,士兵的身体,以及他们的个性,可能必须重新配置。

四、技术:机械战士的崛起?

后人类战争:生物技术如何重塑未来军事图景? - 亿能 - 亿能部落格美国军事领导中心主任与《军事评论》的前任首席编辑弗雷德里克·蒂默曼上校曾表示,“未来战士的存在是唯一可以肯定的”。蒂默曼所言的未来是属于这些国家的——当然主要指的是美国——这些能够通过革新应用技术的方式“改造和扩展士兵生理功能”的国家。如果战争在未来仍是人类文化的核心,那么士兵的身体以及他们的个性可能必须要重新配置。在这方面,赛博格条件对人类以及人类的战争文化理念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如果可以人为地增强耐力,那么随着人与机器的协同进化,我们是否必须重新定义战士的精神气质?

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机械人都不太像科幻作家所想象的那样——至少目前还不是。流行的军事机械人观点可以从最近的两个好莱坞电影《机械战警》和《再造战士》中发现。第一部电影中,机械人是底特律警察署的成员,全消费产品公司(OCP)的附属产品。1992年出现在罗伯特·艾默里奇的《再造战士》中的“Unisols”(另一个工业品牌),是另一种不同的机械人。他们的超加速机体能够将死肉变成活组织。在越南死亡后,电影中的两个主角用冰打包,被空运回家,去除内脏并重新安装机械设备,转化成真正的21世纪士兵。而注入他们的头盖骨的血清使他们丧失了记忆。他们代表着终极杀人机器。由于他们对自己而言早已死去,因此在面对死亡时毫无畏惧。

这两部影片带给观众的是对未来的一种构想,其中生物技术是私营部门率先发展的。在这方面,正如我们传统上理解的那样,技术已开始改造本体论,或战争中的存在科学。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生物技术具有三个特点。首先,它具有恢复性,可通过更换失去的肢体和器官重获正常功能。其次,它具有可重新配置性,能够为人类适应环境并创建后人类提供可能。有趣的是,第一个发明“机械人”一词的曼弗雷德·克莱因斯,其最初工作竟是研究如何使人类适应外太空。生物技术最显著的特点是提高人体能力。这种特点很可能成为未来许多军事研究的目的。正是这第三个特点,可能成为未来战争的核心。尤其是当科学可以使我们摆脱达尔文进化论制约的情况下。

这里的问题是:通过重新设计,士兵们是否会形成一个独家种姓成员的自我形象?“技术化”过程——在此期间,大大增强的体魄得到重组,因而能够优化运作——是威廉·吉布森的赛博朋克科幻小说的核心。在吉布森的幻想世界里,机械人的身份已不再由社会标准如阶级、种族甚至是国籍决定,取而代之的是,它成为技术决定的生物——也就是说,它由新身体的构造所决定。

在吉布森的幻想世界里,低温冷冻和数字化感官使身份有了新的定义,就像网络空间所衍生出的它自己的虚拟社区一样。在吉布森的一篇短篇小说《捍卫机密》里,主人公具有经过电子技术提升的视力,以及如一套双刃解剖刀般锋利的、经肌肉电极接到她增强了的神经系统的假手指。她不再是一个使她产生自我意识的社会或种群中的一员。相反,她是赛博格文化中一个定制的功能型产品,并且,她对不喜欢她的人也少有尊敬。吉布森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团体——一个战士对他人天生的尊敬已不再是文化产物而是生物科技的产物。大卫·托马斯写道,他的机械人互相欣赏的是精湛的技巧和高速的运作——而这些特性已直接整合到他们自己的假肢和基因结构中。

五、“天生”杀手:生物技术和战士文化

人类基因组计划描绘了人类进化史上最绚烂的一笔。一方面,该计划使我们的人性受制于生物技术的干预。而人性,我们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认为是天生的。从理论上讲,繁殖一个战士的DNA,或者制造一群战士或“天生”杀手是可能的。这正如小说《安德的游戏》中所希望的那样。其目的有两个:第一,使士兵不再恐惧、惊吓或焦虑,这样就能使他们在战斗中更加勇敢(或鲁莽);第二,使专业军事人员在杀敌方面更加有效。当然,在追求第一个目标的同时,第二个也可以完成。

“天生”战士不仅是一个杀手。而且,若有必要的话,还必须是一个时刻准备在战场上奉献生命的人。乔安娜·伯克在她备受赞誉的著作《面对面的杀戮》开头中写道,“人类在战争中的典型特征不是死亡,而是杀戮”,这一血腥的特征也常常处于人的思想前沿之中。 J·格伦·格雷在他1959年的开创性研究《战士帮》中分析认为,士兵杀手是所有勇士中最强大同时也是最可怕的。他们不会反省或反思,而只是永远存在于任何军队中。荷马史诗中的阿基里斯是至高无上的杀人机器,被阿里安的马其顿战争史描述得绘声绘色的亚历山大也是这样。阿里安毫无讽刺地告诉我们,亚历山大的确将杀戮呈现得无比精湛。

杀戮究竟是文化的产物还是自然的产物?进化心理学认为,通过自然选择,人类天生具有相似的喜好、倾向和能力。这些能力使我们能够不断进步,并成为这个星球上占统治地位的物种。换句话说,我们一出生就已经具备了这些能力,如学习语言的能力等。我们有一些如同计算机程序般的能够使我们掌握语言技能的东西。经验——例如,以听见父母交谈的方式——仅仅是输入程序。

然而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尽管我们天生被编程为带有暴力因素,有些人却天生要比别人更倾向于暴力。即使到21世纪中叶,战争很可能还只是男性暴力活动中的一种。即使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中,男子杀死其他男人的概率往往都比女子杀死其他女人的概率多二十至四十倍以上。绝大多数杀手都处于同一个年龄段,士兵在壮年时期,通常是15岁到30岁之间。在这个年龄队伍中,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杀人。例如,在西方社会,7%的年轻男性犯了79%的重复暴力罪行。如果这在一般社会中都属实,那么毫无疑问,军队也必然如此,因为军队也属于民主社会的一个缩影。

当然,暴力和战争是不同的。一个好士兵不等同于一个不听话还有着暴力倾向的青少年罪犯:冲动、过度活跃、低智商以及经常心不在焉。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青少年罪犯毫无纪律可言。他们不喜欢被控制,而最严重者往往是缺乏良知的精神病患者。他们若寻求战争,很可能将自身置于由自己所设定的规则之中。军队中很少发现有暴力倾向的年轻挑衅者,他们与战友都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并且,他们往往有着极高的自尊心。

然而,战争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对某些职业军人来说,杀人时也毫无激情。例如,据统计, 1%的战斗机飞行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至少击毁了35%的敌机。显然,他们不仅比他们的同行更有才华,而且更有战斗力。陆战的数字则更为显著。举例来说,芬兰军队的西蒙·海耶中士,在1939年的冬季战争中,用不合格的军用步枪,3个月内就杀害了219名苏联士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远征军阿尔文·约克中士(电影中加里·库珀的表演令人印象深刻)也是一个天生的杀手。约克中士在伊利诺伊州阿格涅之战停战前一个月,即 1918年10月8日的一天,便杀害了28个德国兵。换种方式看,约克一个人就相当于两个德国步兵连。除杀死28名士兵外,他还擒获了另外182名士兵,因此可以说,约克甚至有可能已经改变了前线关键地带的战略态势。

杀戮似乎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对所有士兵,甚至是对最为训练有素的士兵都是易如反掌的。天生的士兵不是后天制造的,而是生下来便具有灵性的——并且极其少有。这就是为什么军方首选遵守集体纪律的军人,如机枪手,因为他们更容易控制,而且由于常常与战场相距甚远,他们更少情绪化??——总而言之,他们更加“机械”。战争中最残酷的就是那些毫无人情味的远程决策、制度和程序,尤其是当它们必须被合理地实施时更是如此。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做出一些假设。我们并非天生要杀人,正如我们并非天生就进行战争一样。可以将杀戮比作是与复杂的电路相连的权变策略,这个电路允许我们下意识地去计算,杀人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将侵略视为一种战略在今天已经比过去少得多了。作为一种暴力,战争在一些富裕的国家之间已经减少,而这不仅是因为道德或伦理的原因。事实上,道德往往使我们选择的权变策略合法化。道德是文化的产物,如果说我们变得更合乎道德(至少在我们自己看来),那是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我们已经更加国际化(或更少对陌生人抱有敌意)。此外,技术推动下的文化、旅游和历史知识水平的提高,以不同的方式促使我们不断扩大世界主义的影响,并由此使我们的社会想象力更加丰富。通过电视和电影,我们能将自己放到其他人的日常生活中,即使他们在生理上、或者有时是心理上,与我们相距甚远。

六、遗传学和军事效能

如果我们的后现代社会通过体育的方式继续阻止或纯化暴力,那么他们可能会发现征募天才士兵时可用之才将更少。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延续战争事业,我们或许必须从操纵基因库着手。使药效得到增强,而不单是基因工程,也可能会是这一进程中的关键因素。也许士兵的基因工程还言之尚早——即使它最终要到来,也最多是在21世纪后半叶的事情。

已被科幻作家所广泛提及的一项基因工程,就是克隆——将一个具有完整DNA的成熟人体细胞植入一个已去除细胞核的人类卵细胞中。克隆是一种将父母中一方的基因特征转移至一个胚胎,从而有效地创建一个与父/母基因相同的双胞胎的方法。克隆技术已在社会引起恐惧,理查德·道金斯曾用优美文笔描述道:“千百万个相同的小希特勒组成的方阵随着相同的基因鼓声踏起正步”。尽管如此,目前科学的观点是,克隆人类在遗传学上仍有困难,即使有可能实现,也将会是很久以后的事。但是,克隆可以被用来为人类提供细胞库——例如,更换在战场上失去的部分肢体。未来克隆很可能用于备件手术,而非复制人类。

未来的一项可能的工程即是是操纵我们的基因。假如将繁殖置于一个比性竞争更能成功地传播优良基因的具有高度选择性的社会程序中,我们将真正步入一段新的航程。在未来50年内,我们或许可以完善自己,设计自己的孩子,并有可能创造出更加出色的士兵。过去我们用来改变自然环境的技术,现在可以用来改变自己。这不是通过修改人类本性,而是通过修改某种特殊人群的行为——包括那些战士的行为——而达到的。这些变化或许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研究突破而成为可能。这些突破包括能一次读取60000个基因的被称作DNA芯片的矩阵阵列。人工染色体的制造则是另一项突破,它能像自然出现的染色体一样被成功地区分。之后是生物信息学上的进步——即使用计算机驱动的方法破译人类基因组。

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定向改变或选择特定变体的方式来修改基因特征。更改动物的单个基因现在已成为一个例行的流程。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得到科学家们的支持和鼓励。他们宣称,可以破译我们的基因,从而分清我们在诸如犯罪、酗酒和吸毒等领域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如今的关键问题是,要找到许多具备相似才能(如运动能力超凡)的人所共同拥有的基因变体的一个结合体,从而操纵人类基因系统。

由于每个人身上都有许多基因信息——从简单的单基因疾病到复杂的多基因的情绪和行为特征,对雇主而言,使用基因数据选择准员工已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早在20世纪70年代,镰状细胞性贫血的发现便促使美军首次使用基因筛查。隐性基因的携带者——许多是非洲裔美国人——被谢绝进入美国空军学院,原因是担心他们在缺氧环境中血红细胞可能衰减。

美国军方1992年进一步声称,他们将启动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从其工作人员中采集数百万的DNA样本。这项计划旨在便于对战争中阵亡的男女作出准确的身份鉴证。然而,在两名海军陆战队员根据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关于隐私权的规定而拒绝提供血液的官司之后,有人担心,同样的基因样本会用于生物医学研究。这样的研究可能有助于确定最佳的军事基因,或淘汰最差的士兵:那些最易引起担心的人。如果孤立遗传性状成为可能,那么提高人格特质也将有可能实现,如增强特种部队所需的冒险精神,并为与电脑共同处于虚拟空间中的飞行员提供高于平均水平的稳定情感。

所有潜在的基因操纵是否最终会导致精英战士的出现——一个与天生普通公民所不同的群体?由于处在一个由责任、勇气、英雄主义及荣誉等一系列概念所构成的价值体系中,传统上军队经常将自身看作是具有其独特文化的。然而,在即将到来的生物技术的时代,它将可能产生超越性的生物学文化。在基因筛查出现之后,为什么要划定一个战士的阶级,民族或种族?为什么不可以基于基因类型来做这些划分——积极歧视(隔离某个“显性基因”)或消极歧视(筛选检测情绪和行为不稳定的倾向)?在未来几十年的进程中,生物技术可能会给军事人员带来显著的伦理和道德问题。

七、军事文化、神经科学与药理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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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更加有利可图的炒作项目——仅仅因为它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涉及到修改、或通过神经药理学的方法对人类行为进行控制。在不久的将来,军事当局可能受其影响,为降低人类对疼痛的敏感度,而试图操纵内源性阿片系统,从而增强其体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目前,士兵的基因改变项目是五角大楼为寻求扩展战士能力而所作努力的一部分——一个重在利用设备而非药物来提高其性能的程序。所以,如果能让一个人保持一周清醒、具有作战并做出决定的能力,传输测试器(TMS)或电磁能量就能使科学家“快速推动”一个士兵的大脑。在未来,为通过眨眼次数来判断一个士兵的情绪,也可能利用附着在衣服上的设备。内部植入物能够监视人类心跳,并在士兵对程序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使其自行服用镇静剂或安神药。

为避免上述的一切太过牵强附会,应该提到的是,通过药物增强运动能力的做法已经在体育运动中有至少三十年的历史。例如,在体育运动中被禁止服用的激素能够促进红细胞生成素的分泌,提高血红细胞的携氧能力,从而增加10%至15%的耐力。而新陈代谢和生理增强剂则是现代职业运动的关键药物。除了体育道德,使用这类药物还涉及到检测和副作用的问题。赢得比以往更大的胜利、塑造运动员的社会地位等目的均促成了体育运动中药物的持续使用。类似地,对赢得战争的持续性需求很可能也会加速药理学在未来军事作战中的应用。

历史上每一支军队都曾试图用尽一切方法来减轻压力,从而提高部队战斗力。酒精是最古老的方法。如今,随着神经科学的不断进步,较之过去,通过药理学手段控制焦虑和恐惧已被证实是更便宜、更简单、更高效的方法。利眠宁和安定等药物已被用来治疗焦虑,百忧解和左洛复则被用来对抗忧郁。处方药被用来减轻压力和疲劳,增强美国空军飞行员保持清醒状态的能力,使其能够保持一次性多达七十二小时的清醒。不仅如此,焦虑抑制药物还被用来给投入战斗的飞行员服用。据报道,万艾可也许已被用来给一些特种作战部队使用,以提高其睾丸激素水平,使其能更好地进行侵略。

通过药理学手段操纵人类情感,将使战争无需再面对生理和心理的忍耐问题。在未来,我们甚至可以通过取消罪恶感,以避免英勇作战后留下的经常性创伤的影响。假使通过吞咽药丸,士兵可使自己免除一生的悔恨,那后果将会怎样?通过药物使一颗心灵得到解脱的愿望并非牵强附会。内疚和遗憾的感觉会以一种模仿和追踪巨大恐惧感的方式游走在神经网络中。因此,定位其中一种感觉的方法,也可以用来定位另一种感觉。抑制主管大脑中产生恐惧反应的激素以及软化回忆和唤起情绪的实验已在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付诸实施。β-受体阻滞药与心得安已被用来阻止初期创伤造成的影响,以使最初的恐惧感得到消除。

哥伦比亚大学的另一个研究小组已经发现操纵抑制恐惧的蛋白质形成的基因,并在分子层面揭示了传统的“战斗或飞行”恐惧的机理。由此,相应的问题也产生了:我们西方国家很快就能钝化人类的良知,解脱心灵的遗憾、悔恨、痛苦或内疚了吗?“后果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使士兵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视而不见吗?这是得寸进尺的开端吗:道德被麻痹的士兵出现在我们的世界?

八、结语

生物技术最彻底的影响可能不是在战争的存在主义层面上,而是在战争的形而上学层面上。在形而上学层面上,死亡被看作一种牺牲的方式,亦即士兵所理解的自我死亡的方式。其意义在不同的文化中常常有所区别。不可避免的是,当不同人群对各自的生活方式有不同的偏好——我们可理解为由不同文化所决定的偏好——时,伦理问题就会出现。所有社群都根据他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和集体认识来选择最佳的生活方式。随即,社群之间的道德分歧由此产生。

由于人权的约束,我们都要遵守通用规则,这就触及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即当代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所谓的“作为同一物种成员的自我认识”问题。这种自我认识与随社会时代而变化的文化无关,而与不同文化所持有的对人性的看法有关。哈贝马斯认为,生物技术的革命威胁到了人这种宝贵物种的自我认识。事实上,他认为,生物技术最近的发展以及基因研究会使人对于技术的偏好变得机械化。最明显的例子是,父母想要孩子拥有某种特定的皮肤或某种头发颜色,或准备消除他们所认为的人类不完善的地方,而这些不完善的地方大部分是遗传的。在这一点上,人体不再神圣,因为它只是一个“物体”,只是国家或父母可以随意修改或重新设计的一件工具。根据哈贝马斯的看法,一旦我们将人体——包括军事人才的身体——只看作是有缺陷的“硬件”,而将他们的头脑看作是有待强化的“软件”,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自我认识将会受到威胁。

生物技术的伦理内涵使人却步。雷·库兹韦尔在他1999年的著作《心灵机器时代》中指出:“下个世纪首要的政治哲学问题将是如何定义‘我们是谁’。”在承诺不仅重新制造我们的身体,还要再造我们的世界的情况下,这些新技术引起了一个十分重要且紧迫的问题,就是整个社会与以其名义而作战的士兵之间的不断交锋。此外,如果未来战争是文化间的斗争,即西方人民、国家、社会或政权与非西方人民、国家、社会或政权之间的斗争,那么它的主体间的意义将变得更为重要。出于这个原因,即便是后人类战争也很可能只是在本体论上如从前一样真实。用美国当代杰出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话来说:

人性既不是本质,也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持续的不稳定的成为人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我们的人性借自于其它物种,确切而言,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其它物种那里确认我们的人性……其它物种会告诉我们,我们是否是人,以及“我们是否是人”的意义。

正是把人性看作一个过程这种观点,将我们引入了生物技术和战争问题的核心。未来,我们将把人性看作是一个持续的“成为”人类的过程——一个通过机械人的强化(“参与演变”的一种形式),相比过去更受技术影响的过程。与此同时,道德已变得更加具有主体间性而不再是主观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对不久的将来才可能开始的“后人类战争”的前景进行深刻的考虑的原因。西方的未来战士会发现自己脱离了他们自己物种的那种自我认识吗?他们会认为自己与那些来自其它物种并从未经历过后人类环境的战士在基因方面大相径庭吗?


注释:

1 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实验室,

2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国防科学办公室,“人类辅助神经装置”,见2009年1月10日

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柯克: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国防政策与军事伦理研究领域的世界知名专家。其代表性著作包括,《战争和20世纪:一项战争和现代意识的研究》(1994年)、《战争和狭隘的良心》(1998年)、《人文战》(2001年)、《无兵之战:改变军事冲突的文化》(2002年)及《未来战争:21世纪战争的复魅》(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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